[摘要] 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经研究测算，2024年中国经济开放发展总指数为30.56，与2013年相比增长了19.6%。二级指标中，2024年开放形势、经贸往来、交流合作指数较2013年分别下降了19.7%、32.8%、2.7%，制度开放和开放布局指数较2013年增长了88.6%和130.8%。从各区域的情况来看，东部地区的开放发展指数最高，东北地区次之，再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未来推进开放发展，要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在继续向发达国家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在继续巩固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统筹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在继续坚持“走出去”的基础上，进一步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开放；在继续坚持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高度重视开放发展，不断扩大自主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具体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些重要部署，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对开放发展的高度重视，对开放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系统把握，为推动开放发展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

　　随着开放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提高，关于开放发展的量化评估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较早从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两个角度对开放发展进行了量化指标研究，爱德华兹和奥斯崔采用非关税壁垒覆盖率测算了贸易开放度，[1]萨赫斯和华纳用5个指标合成SW综合指标体系测算了贸易开放，[2]米莱西·费雷蒂和莫里亚马提出了资本存量视角下的金融开放测度法。[3]国内较早测算对外开放程度的学者李翀，提出度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必须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三方面着手。[4]依照李翀的研究思路，赵三英从贸易、金融和投资三个方面构建指标，并通过一级指标加权合成了对外开放指数，测算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开放度指数。[5]此后，关于开放发展的量化指标研究向精细化发展。徐朝晖和赵伟对区域层面的国际开放度进行了测算，采用加权的方法测算了不同地区的国际开放度，发现发达地区的国际开放度不仅远高于欠发达地区，而且开放度差距呈扩大趋势。[6]杨朝均等设计了生产开放、区域劳务开放、区域旅游开放指标，不仅测算了我国区域对外开放度，而且检验了区域对外开放度的空间收敛性。[7]刘仕国等进一步构建测度世界129个经济体对外开放度的指标体系，结果发现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逆势扩大开放，缓解了逆全球化现象。[8]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提出将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李青和黄亮雄构建了开放经济总指数、对内开放指数、引进来开放指数与走出去开放指数，结果发现四大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但从增速来看对内开放指数增长最慢。[9]任保平和朱晓萌对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构建了贸易开放、金融开放、投资开放、信息技术开放、制度开放、社会开放六个一级指标综合评价中国开放水平，结果发现对外开放驱动对内开放，共同推动高质量开放格局的形成。[10]

　　上述研究为制定中国经济开放发展评价指数及其测算提供了参考借鉴，但仍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在指标的选取上，尽管现有文献从开放发展的单级指标体系和多级指标进行了充分讨论，但其中部分指标的选取可能不能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开放发展水平，特别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出以来，我国开放发展取得了更大突破，但对于这些新的开放政策的量化评价并不多见。第二，在指标的数据选择上，部分研究仅关注部分地区或某一年份的经济开放发展水平，缺乏对全国范围内跨区域跨时期开放发展动态变化的追踪研究，而且在对内开放上也并未将市场一体化程度考虑在内。第三，在指标的权重赋值方法上，尽管现有研究也尝试采用主观或客观的方法进行权重赋值，但由于各项指标的数值变异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应将这些差异反映出的经济信息量对总指数的影响作出详细区分，而现有研究在这方面仍然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反映开放发展理念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利用熵值法赋权，对2013—2024年全国以及各省份经济开放发展水平进行测算，从不同层面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以及各省份在推动经济开放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效与不足，为更好践行开放发展理念提供相关的实证证据。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仅指出了我国当前推动经济开放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指明了未来进一步推动经济开放发展需要努力的方向，是我国构建经济开放发展评价指数的重要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开放发展始终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驱动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制于外部发展环境的影响，我们国家开始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经贸合作，形成了半封闭的开放格局，开放的重点是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11]但由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发生变化，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出现了转变，货物进出口总额有所下滑。改革开放后，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成为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强调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增加经济纵深，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些所揭示的开放发展特征与方向，为我们构建一套符合新时代特征、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开放发展评价指数提供了基础性依据。

　　中国经济开放发展指数是一个指标体系，其自身就是这个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选取开放形势、经贸往来、交流合作、制度开放、开放布局作为5个二级指标。其中，开放形势二级指标下设政策环境、对内开放、对外开放3个三级指标；经贸往来二级指标下设货物贸易进口依存度、货物贸易出口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金融开放7个三级指标；交流合作二级指标下设人才交流（走出去）、人才交流（引进来）、技术交流（走出去）、技术交流（引进来）4个三级指标；制度开放下设市场化水平、法治化水平、商品一体化水平3个三级指标；开放布局下设国家级口岸数量、国家级开放平台数量、铁路密度、公路密度、互联网普及率5个三级指标。每一个三级指标通过相应的测算指标来进行度量（见表1）。

　　中国经济开放发展指数在指标选取上主要基于开放发展理念，并充分借鉴已有开放发展指数研究的选取方法。其一，该指标体系充分体现了开放形势的重要性，在开放形势二级指标下，设置衡量政策环境的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开放”的次数、衡量对内开放的私人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占企业法人单位数的比例、衡量对外开放的外商和港澳台商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占企业法人单位数的比例，表明开放发展需要相应的环境与形势作为支撑。其二，该指标体系体现了开放发展应该同时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不仅选择高新技术企业中留学归国人员数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总销售的比重分别反映人才交流走出去和技术交流走出去，而且选择外商投资企业年末就业人数和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与GDP的比值反映人才交流引进来和技术交流引进来。其三，开放发展不仅需要体现经贸往来和完善开放布局，同时需要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所以必须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给。因此，本文通过选择市场化指数、知识产权保护、商品市场分割指数，分别反映市场化水平、法治化水平、商品市场一体化，从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更加精确找准开放定位，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其四，该指标体系共5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指标数量精炼，不仅避免了采用多个类似指标对同一领域问题重复度量，也最大限度地考虑到指标对全国不同地区的普遍适用性。

　　中国经济开放发展指数由全国和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2024年的数据编制而成。数据主要采自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历年政府统计公报、EPS数据库、《中国口岸年鉴》以及部分省域统计年鉴和论文等。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或计算年均增长率等方式填补。

　　由于各测算指标的单位不同，需要通过标准化消除量纲。本文采取最大最小值法，根据指标经济含义所体现出的对开放发展的影响方向将数值映射在[0，100]之间，即实现所有指标的满分为100分。鉴于全国和各省的指标在测算口径上具有一致性，可将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两个层面的数据共同进行标准化处理。

　　中国经济开放发展指标体系共5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由于每个三级指标均从不同角度考察开放发展水平，因此在初步赋予每个三级指标等权重的基础上，通过“倒推加总”的方式得到5个二级指标的权重。考虑到不同三级指标的数值变异程度不同，其所反映出的经济信息量也有所不同，应将其对于总指数的影响作出区分。由于熵值法可通过计算数据所反映出来的信息“熵”来衡量变量的无序程度，使得无序程度较大的变量能够对总指数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本文在确定二级指标的权重后，对每个三级指标运用熵值法赋权，[12]最终得出三级指标权重（见表1）。

　　经测算，2024年中国经济开放发展指数为30.56。其中，制度开放指数最高，达到了10.80；开放布局指数次之，为6.50；开放形势再次，为5.79；经贸往来再次，为4.59；交流合作最低，仅为2.86（见表2）。这表明，当前我国在推动经济开放发展过程中，尽管在开放布局和开放形势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在交流合作方面得分较低。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除了与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有较大关系以外，也与近年来逆全球化日益加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等有关。

　　在开放形势二级指标下，对内开放的得分最高，政策环境的得分次之，对外开放的得分最低（见表2）。这一方面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提供了更多机会。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政府也积极推动开放发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开放发展，但同样受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和全球总需求放缓影响，外商及港澳台商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占企业法人单位数的比例有所下降，对开放发展的贡献程度相对较低。

　　在经贸往来二级指标下，货物贸易出口依存度的得分最高，对外劳务合作、对外承包工程、货物贸易进口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等得分大致保持一致，金融开放得分最低（见表2）。这表明，即使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开放战略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而且我国同全球很多国家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都比较高，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但是，我国金融开放的短板弱项开始逐渐显现，因此需要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制度规则，增强金融领域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在交流合作二级指标下，人才交流（走出去）得分最高，技术交流（引进来）得分最低（见表2）。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不断提升，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更广更深参与国际市场开拓；另一方面，随着逆全球化的日益加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集成电路、操作系统、发动机、精密仪器等多个领域不断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和围堵打压，比如2023年开始更是试图通过《芯片科学法案》削弱我国半导体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价值，[13]技术交流（引进来）受到严重阻碍，从而影响交流合作对经济开放发展的贡献程度。

　　在制度开放二级指标下，法治化水平得分最高，市场化水平和商品市场一体化得分大致保持一致。这表明，一方面我国近年来加快转变开放发展方式，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特别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完善了开放发展中的产权保护制度。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不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特别是提出了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力破除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为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夯实了基础。

　　在开放布局二级指标下，互联网普及率得分最高，国家级口岸数量和国家级开放平台数量得分大致保持一致，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得分较低。一方面，我国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快速提高的互联网普及率加快了开放发展步伐，同时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等，我国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形成了多元化的开放布局。但另一方面，作为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的铁路和公路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进而以运输成本的降低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统筹对外对内共同开放发展。

　　从2013—2024年期间经济开放发展总指数和各二级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近年来我国开放发展受到了外部环境影响，指数变化趋势呈波动性，并表现出结构性差异（见表3）。总体上，开放发展总指数呈现先增加后下降后又缓慢提高的趋势。在各二级指标中，制度开放指数和开放布局指数分别从2013年的5.73和2.82增加到2024年的10.80和6.50，是5个二级指标中仅有的两个正增长的指标。但是，开放形势指数、经贸往来指数和交流合作指数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这一结果也与张宇燕和徐秀军的研究相一致，近年来，受宏观政策收紧、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等因素冲击，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动力不足，2022年国际货物贸易量仅增长3.5%，较2021年下降6.2个百分点，而且全球跨境投资的增长动能在持续减弱。[14]

　　在23个三级指标当中，不同类型指标的增长方向出现了较大差异（见表4）。其中，呈现正增长的三级指标包括：对内开放、人才交流（走出去）、市场化水平、法治化水平、商品市场一体化、国家级口岸数量、国家级开放平台数量、铁路密度、公路密度、互联网普及率；呈现负增长的指标分别为对外开放、货物贸易进口依存度、货物贸易出口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金融开放、人才交流（引进来）、技术交流（走出去）、技术交流（引进来）等。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的开放发展已经较10年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要顺应开放发展面临的新变化，摒弃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进一步发挥对内开放、市场化水平、法治化水平、商品市场一体化、国家级口岸数量、国家级开放平台数量等对开放发展的拉动作用，以国内经济的循环畅通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

　　表5排列了全国各区域2024年经济开放发展指数情况。2024年，东部区域的开放发展指数最高，达到了39.12，其次是东北地区的27.71，再次是中部地区的26.42，最低是西部地区的22.51。总体上看，各区域开放发展指数与其经济发展状况和地理位置紧密相关。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由于其经济较为发达和靠近沿海，因此也具备对外对内双向开放的条件从而开放发展指数较高，但对于西部地区来说，由于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而且为了经济发展可能会通过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形成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而不利于对外对内双向开放，因此其开放发展指数得分较低。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反映在各区域的二级指标当中，东部地区在开放形势、经贸往来、交流合作、制度开放和开发布局方面均处于首位，而西部地区在各二级指标中的得分均为最低。

　　本文基于开放形势、经贸往来、交流合作、制度开放、开放布局五方面内容，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开放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测算结果显示，2024年中国经济开放发展总指数为30.56，与2013年相比增长了19.6%。二级指标中，2024年制度开放和开放布局指数较2013年增长了88.6%和130.8%，但开放形势、经贸往来、交流合作指数较2013年下降了19.7%、32.8%、2.7%。从各区域的情况来看，东部地区的开放发展指数总体上高于西部地区。

　　基于中国经济开放发展指数测算结果所揭示的政策含义，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经济开放发展：

　　第一，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更要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条件下，我国必须在始终坚持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从而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第二，在继续向发达国家开放的基础上，更要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扭转经贸往来、交流合作等指标的下降。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开放发展的国际布局应从发达国家逐渐转为向发达国家开放与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相结合。特别是对于云南、广西、新疆等地区来说，要充分发挥周边国家的地理方位、自然环境和相互关系优势，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要对象，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与交流合作。

　　第三，在继续巩固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的基础上，更要统筹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缩小地区开放发展差距。要进一步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在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和超大特大城市开放优势地位的基础上，加快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步伐，打造新的对外开放前沿。特别是对于西部地区来说，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主动对接国内其他区域战略，积极融入国际循环，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增强西部地区开放发展动力活力。

　　第四，在继续坚持“走出去”的基础上，更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开放。我国对外交流的结构性变化，既与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的快速变化有关，也受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资源禀赋变化等因素影响。因此，要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程度，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第五，在继续坚持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基础上，更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研究表明，制度开放和开放布局指数是过去十年间仅有的保持正增长的指标，且对开放发展总指数的增长作出重要贡献。这也表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要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同时为深化合作创造更多的制度基础。

　　[基金项目]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委托课题（CCPSZKWT2024003）。

　　[作者简介] 孙生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韩保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4]李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度量与比较[J].经济研究,1998(1).

　　[5]赵三英.中国对外开放度指数的构建与测度[J].统计与决策,2006(21).

　　[6]徐朝晖,赵伟.中国区域经济国际开放指数探讨[J].统计与决策,2005(17).

　　[7]杨朝均,杨文珂,李宁.中国区域对外开放度的差异分解及空间收敛性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1).

　　[8]刘仕国,宋泓,高凌云等.世界开放大变局：基于对外开放指数的测度[J].国际经济评论,2021(1).

　　[9]李青,黄亮雄.中国省际开放度的经济指标体系与政策走向[J].改革,2014(12).

　　[10]任保平,朱晓萌.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开放的测度及其路径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0(9).

　　[11]任保平,秦华.中国百年开放思想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4).

　　[12]韩保江,孙生阳.中国经济创新发展评价指数研究[J].行政管理改革,2024(1).

　　[13]韩震,赵宇恒,赵莉等.“卡脖子”技术形成路径与破解策略选择——基于芯片产业的案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24).